SWB看文化体系的影响力

从主观幸福指数SWB看文化体系的影响力
  Lin, Ershen
  
  主观幸福指数 (SWB) 的研究近年来在西方从学术界走向社会的事实表明现代社会的人开始从简单的物质追求转向精神追求。一些学者提出要把SWB作为政府决策过程的依据之一。
  也许我们应该丢开那些谁都可以想象得出来的简单而无用的解释,对原始数据作一个系统的考查。
  在离开这个话题之前,我们来看一看其它宗教和语言的情况。亚洲的印度教、小乘佛教、大乘佛教的国家可以看成一组。在这一组里,除了不丹之外,其它国家的SWB非常接近,与收入、寿命、教育、语言、贫富分化、社会制度均不相干,显然与某种文化现象有关。不丹的独特情况将为深化我们对于SWB的了解提供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伊斯兰教国家的情况差别很大,最高的是海湾石油输出国和文莱、马来西亚,最低的在非洲内陆,可能反映了社会发展程度的差异。
  第二个引起注意的差别是:在其它条件类似的情况下,小国寡民比起人口众多的国家具有某种优势,虽然这种优势不是非常大。这里的小国指的是人口而不是面积。比如说,北美的加拿大优于美国,同处于大洋洲西端的新西兰略高于澳大利亚,同处于英伦三岛的爱尔兰优于英国,同一语系、同一区域的奥地利、瑞士、丹麦、荷兰均优于德国,同一宗教、同一区域的卢森堡优于法国,马尔他优于意大利,塞浦路斯优于希腊和土耳其,文莱优于马来西亚,等等。当然,也可以举出少数反证,如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不及俄国。
  从以上的初步分析可以分离出两个因子,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是文化因子,可能是宗教,或者语言,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第二个则可以被看作是经济因子。
  2. 统计分析与六大文化体系
  首先,将全球宗教分为印度教、佛教、犹太教、基督教 (下分东正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和其它 (实际上是指非洲土著宗教) 几个类型,计算出信奉各种宗教的国家的SWB的均数和标准差以及总体均数和标准差 (表1)。从全球的统计结果来看,犹太教国家 (以色列) 的SWB最高,其余依次是基督教国家、佛教国家 (以上高于全球整体均数)、印度教国家、伊斯兰教国家、其它宗教国家、东正教国家。考虑到天主教和新教在若干西方国家共存和在第三世界国家里与当地的土著宗教共存,决定将这两种混杂的国家剔除,再分别计算信奉天主教和新教的西方国家,结果 (带星号) 显示西方基督教国家的平均SWB高于犹太教居第一位,而西方新教国家部分更高,西方天主教国家则低于犹太教国家,但仍然高于佛教国家。对于东正教、天主教、新教的差异以及印度教和佛教的差异作了分组的t-检验,证明新教国家的均数显著高于天主教国家,后者极显著地高于东正教国家 (表4)。另一方面,佛教国家与印度教国家的差异不显著。
  以上的统计分析证明了早先关于新教对于天主教以及两者对于东正教的优势的假设,同时也证明了日耳曼语系对于拉丁语系以及两者对于斯拉夫语系的优势的假设。至于语言因子和宗教因子哪一个更加重要,也可以根据t-检验的结果作出推测:一方面,日耳曼语系对于拉丁语系的显著性在99.9%,而新教对于天主教的显著性在99%,不及前者。另一方面,拉丁语系对于斯拉夫语系的显著性在99.9%,而天主教对于东正教的显著性也是99.9%。总的来说,语言比起宗教更加能够说明问题,但两者应该是反映了同一文化现象的两个侧面。
  由此看来,将大多数国家划分为日耳曼区 (新教)、拉丁区 (天主教)、斯拉夫区 (东正教)、亚太区 (印度教-佛教等;对应于Austronesia 语族、汉藏语族、朝鲜-日本语族、印度-波斯语系和澳亚语族)、伊斯兰区 (非亚语族和阿尔泰语族)、赤道非洲区 (尼日尔-刚果语族和尼罗河-撒哈拉语族) 六个主要文化体系是可行的。当然,六大文化体系不可能涵盖所有的文化,还需要次要文化体系加以补充,如犹太区、非洲西南区 (Koi-San语族)、巴布亚新几内亚区、澳大利亚土著区、印第安区等等。
  
  到此为止的分析证明SWB现象主要是一个文化现象,决不是一般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所能够解释的。这里,最为引人注目的例证是比较发达的斯拉夫区的SWB居然低到与非洲贫困地区不相上下的地步。几乎同样重要的例证包括相对欠发达的东南亚和大洋洲岛国的SWB仅仅低于最为发达的日耳曼区,而非洲西南部Koi-San语族国家的SWB也比印欧语族国家略高。对于这一类的现象,文化特异性因子是唯一可能的解释。当然,人口因子与经济有关,但其显著程度 (95%) 不及语言和宗教 (99%-99.9%),说明经济对于SWB的影响力不及文化因子重要。
  应该指出的是,SWB作为一种主观指数,与文化传统难免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与客观的发展指数属于不同的范畴。如果我们能够以客观指数解释主观指数,那么后者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SWB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是相辅相成的,不可互相替代。SWB可以为划分文化体系提供关键性的线索,但是不可以作为评价文化体系优劣的主要依据。前面提到某些文化的“优势”指的是在SWB方面的优势,而不是整个文化体系的优势。我们不能因为斯拉夫区的SWB均数低就否定门捷列夫、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这些大师们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或者把俄罗斯文化贬低到马来文化之下。SWB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何种影响是将来的研究课题。
  在九十年代初,美国国家科学院和世界银行发出全球变暖的警告的时候,一般人只是把它作为天方夜谈。当戈尔副总统竞选的时候,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会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西方人已经开始察觉到旧的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和危害性,而经济飞速增长所造成的生态危机和能源危机无疑在其中扮演了催化剂的作用。这预示着西方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正处于一个历史性变革的前夜。
  
  Marks, N., Abdallah, S., Simms, A, Thompson, S. (2006). The Happy Planet Index.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Leave a Reply

Your email address will not be published. Required fields are marked *

2 × four =